回归现实，张玉环也明白，对于失去的27年，他还需要用许多精力去填补，不管是重返社会的技能，还是缺失的亲情。张玉环还想等，等到自己心里彻底“没有疙瘩”的那一天到来。

“被羁押时间最长的申冤者”张玉环，在他53岁时终于出狱了。

戴着一朵红得耀眼的大红花，踩着鞭炮声，张玉环回到了阔别27年的张家村。

一切都与想的不同了

关于“回家”的场景，这几个月以来，张玉环在狱中曾设想过好几次，但当他真正回到家乡时，却发现一切与他所想的不同：村子里过去的泥路，纷纷变成了水泥路、沥青路，沿着523省道的两旁，新盖起了漂亮的小楼房，转弯进入到张家村后，便是一排排老式的红色砖瓦房。村庄里多数的房子都已无人居住，如今依旧留守在村庄里的人家约莫只有十几户，尽是老人或带小孩的中年妇女。过去张玉环和兄长张民强所居住的老宅早已破败不堪，房顶上片瓦无存，屋子里只堆砌些朽木砖块，墙角更是长满青苔。而紧邻老宅的一侧，是张玉环的母亲张炳莲所居住的老房子，房子仅一层半，楼梯处设了一个鸡舍。

而在房子的对面——当年两个受害男童的家，一个早已夷为平地，只留下一棵树栽种在那儿，周围的杂草已有一米多高;而另一个房屋，看上去也是荒废多时。

但环境的变化抵不过世事变化：父亲离世，母亲已驼背白发，妻子改嫁，身份证没了，名下的田地也没了……张玉环还没来得及适应这一切，就被蜂拥而至的媒体以及闻讯赶来的求助者们“围堵”了。

同样被信息“围堵”的还有一群帮张玉环回家的人——张玉环的代理律师王飞，最早介入张玉环案的记者曹映兰，张玉环的兄长张民强以及前妻宋小女。用王飞律师的话来说，从张玉环自己到家属，再从记者到律师，这个案子里的每一环，都是不可或缺的;而用曹映兰的话说，与其从张玉环案上总结经验，不如去从制度设计上查漏补缺。

“最想有个家”

8月9日上午10时，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来到了张玉环暂居的“家”。

自8月4日张玉环出狱以来，以往一向宁静凋敝的张家村，顿时热闹了许多。由于前去探访的人络绎不绝，张玉环的母亲以及张玉环本人明显开始有些“吃不消”。为了让一家人的生活得以恢复平静，也为让张玉环享受孙辈们承欢膝下之乐，小儿子张保刚在县城老区，花了1000块左右，租下一套有着30多年楼龄的老楼梯房，四房一厅，居住着张玉环的两对儿子儿媳，以及孙辈们。张玉环也终于得以清净一些。

张玉环告诉记者，由于家里的房子早已破败不堪，近几日回乡后，他不得不辗转在自己的哥哥、妹夫家居住。面对如今日新月异的生活，张玉环感到颇为陌生，因此家人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陪伴他，教他使用遥控器、空调、热水壶、电风扇等。采访时，房间内的空调温度被无意中调成了“制热”模式，张玉环只好一边擦汗一边接受采访，十多分钟后，直到儿子张保刚进门才察觉室温不对。

前妻宋小女花了1800元送给他的手机，张玉环也用起来格外局促。“(儿子)教了我几天，还没完全学会接电话和打电话，有时候还需要小孙女来教我。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还不如五六岁的小孩子。”张玉环说。

目前的张玉环，在适应社会方面格外吃力，他的吃穿住行几乎都离不开家人。“我哥哥、妹夫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每次在不同的家里转来转去，我都睡不着。感觉像没有固定自己的家，所以我儿子就在外面暂时租了个房子，等村里安静了之后，我们再回去。”

张玉环格外想回去，回到村子里。他对未来的计划并不多，只想要一栋房子，拿回家里的地，晚年只想平平淡淡地耕地劳作，陪在母亲身边尽孝度过。对于县城里的生活，他多少会觉得陌生。8月8日，张玉环在儿子的陪同下，到县城里好好逛了一圈，“二十多年前，路上都是自行车，现在全都是小车，看着像几十年前的上海。”张玉环笑称。

张玉环告诉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那个时候，他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缺位多年的“爸爸”

这个梦想曾经离张玉环很近。

他依然记得，二十多年前，自己还是一个木工，20世纪90年代，他便经常会辗转于上海、福建两地干活，一年中最盼望的就是在春耕和秋收时回村里，帮家里干农活。张玉环说，过去在监狱里，他还经常会梦到过去，梦里他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宋小女陪他一同在田里干活，偶尔帮他搭把手。

然而，在张玉环离开家后，宋小女一家却遭遇到村子里人的排挤，宋小女不得不一人带着4岁和3岁的两个儿子离开村庄，投奔到哥哥们的家里;之后，宋小女前往深圳打工，大儿子交给张炳莲抚养，小儿子交给了自己的父亲抚养。2000年，宋小女被查出癌症，迫于无奈，她选择了改嫁。两年后，宋小女得以接儿子们同住。

对于爸爸，张保仁和张保刚都格外生疏。他们很少会喊出“爸”这个称呼，对于继父，他们称呼是“老爷子”，而对于张玉环，他们幼时也只有在书信中时才会接触到。其实宋小女曾无数次向孩子们讲过“爸爸的故事”：“你们的爸爸很顾家，如果平时我们有什么想吃的东西，他都会去县城里买;家里妈妈，还有你们的衣服、鞋子全部都是他买来的，他买的尺寸总是很合适。”但是转述而来的“爸爸”，却让张保仁、张保刚兄弟俩依然感到陌生。张保刚第一次对父亲的印象，是在他七八岁时——当时张玉环开庭，兄弟俩远远地在后方看着，“就见他带着个脚铐脚链，很可怜的样子”。

“爸爸”这个词给兄弟俩所带来的，似乎不是温情，尤其是对于从小生活在村子里的张保仁来说。“我哥他经历的痛苦比我多，所以我非常理解他。”张保刚说，他曾无数次见到有同村的孩子把哥哥压在地上欺负，每次都是张保刚跑上前帮哥哥打回去。

“家族情感很复杂”

“你们只看到了当时的场面，但是整个场面背后的情感是很复杂的。”张保仁在提及当初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反应时如是回答：“如果我们的见面重新再来一次，我也会那么做，我不后悔。因为我的母亲，真的为父亲付出了很多。”张保仁说：“包括现在，在父亲回来之后，我们所有的儿孙都一直围绕在父亲这边，孩子们都是我母亲慢慢带大的，但是在她那边，就只有她一个人，我可以想到，她的情绪多少还是会有些失落。”张保仁告诉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希望可以帮他转达给所有人，对于他们家庭中的个人，请不要再过多干涉，因为他们家人之间欠缺的沟通还需要慢慢弥补。

张玉环对儿子，以及前妻的理解也正在一步步加深。他意识到，这二十多年里，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采访时，有一位记者告诉他，“你知道吗?宋小女说，你欠她一个拥抱”“宋小女说，你的赔偿款她一分不要”……对网络世界一无所知的张玉环当即便有些发愣。

他告诉记者，如今宋小女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我感到亏欠她，她为我的事情付出了许许多多，相信以后我们肯定也还会继续有联系。我对她的经历感到同情，也没想到她对我这么有情有义，她所做的一切都超乎我的意料。”

不过，如今张玉环有自己的乐趣。孙儿们特别爱黏着张玉环，特别是小孙女一诺。往往记者在一旁采访，小女孩便会凑到张玉环身旁蹦蹦跳跳，时不时还亲一下爷爷;另一个小孙儿则一边看着手头的童话书，一边把脚搁在了张玉环的背上。

张玉环格外享受来自孙辈们的亲昵，孩子们吵闹，他从来都是在一旁笑呵呵地看着。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苦日子过来的，有个温饱就知足了。”而至于后续的很多事情，他还不想去想，只希望走一步，算一步。

“我是堂堂正正回来的”

张玉环告诉记者，这些天，他走进村庄时，会特意与村子里熟悉的亲友邻里们打招呼，“我觉得我是堂堂正正地回来的。”

张玉环“回去”了，但是，也有人“逃离”了。

在回到村子里以后，张玉环听村里人提起了当年那两个受害男童的家庭境况：受害男童张振伟的母亲刘荷花，在张玉环入狱后不久，她的次子在第二年时也不慎落水出事，接连的打击让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尽管后来她又生了两个儿子，但张玉环案再审的消息让她夜不能寐，刘荷花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好难受，天天睡不着。”在张玉环回来不久，她便离开了村子。

另一个受害男童的家庭同样也遭遇了不幸。在儿子遇害的第二年，全家人便早已搬离村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受害男童的母亲舒爱兰便质问：“如果他不是凶手，那谁是凶手?”

这种疑云笼罩了整个村子。记者走访村民时交谈发现，依然有部分村民对张玉环案平反一事表示不理解，有人怀疑他有关系，有人怀疑他是“钻法律空子”。

“我们看网上说，他是‘疑罪从无’，并不是完全没罪，只是证据不足而已。”一位外姓的中年农妇告诉记者：“村子里，不相信他的人还是会有。”

张玉环听说了这些质疑后，露出无奈和惊异的神情，“为什么还会有人怀疑?”他说。他坚信，只有找出真凶，才能还自己一个彻底的清白。尽管他知道后续的追责过程将会格外漫长，但是他依然想坚持。每一个帮助张玉环回家的人，从“曹映兰”们到“王飞”们，也都盼着能等到拨云见日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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