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所有金融机构都要抓紧数字化转型”“按三个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穿透式监管”……10月21日，央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出席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以下简称“金融街论坛”)时发表重磅讲话，把脉金融业未来走向。

易纲 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

货币政策怎么走?10月21日，易纲在金融街论坛上发表了重磅表态。易纲指出，货币政策要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保持货币供应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总体上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竞争力，帮助我们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今年抗疫的特殊时期，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对此，易纲提到，明年GDP增速回升后，宏观杠杆率将会更稳一些。货币政策需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使之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轨道上。

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看来，特殊时期，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不可避免导致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但随着经济逐步摆脱疫情冲击，货币政策将逐步恢复常态，把握好货币总闸门，在确保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避免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

同时，周茂华也指出，在具体实施货币政策中，保持货币政策稳健性，政策调整主要依赖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救急不救穷，央行更看重经济可持续发展，针对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与疫情冲击不平衡性，稳健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精准导向，避免过度宽松政策引发风险，并且货币政策要为改革营造适度环境。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各国积极应对，及时推出了有力的宏观对冲措施。据悉，今年以来，央行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出台了规模可观的宏观对冲措施;央行3次降准，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降准释放流动性1.75万亿元。2018年以来，央行10次降准，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约5.5个百分点，累计释放流动性8.1万亿元。

总体看，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积极成效，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有力支持了经济稳步恢复。金融管理部门通过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实施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减少收费等方式，推动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让利。据估算，截至9月末，已实现让利超过1.1万亿元。预计随着各项政策措施效果进一步体现，全年可实现让利1.5万亿元目标。

针对下阶段货币政策走向，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未来货币政策整体将保持稳健的基调，降准降息的概率有所下降，但央行仍将通过逆回购和MLF的政策组合，加大公开市场的调节力度，保持市场利率整体平稳，同时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的占比，落实好“两项直达”工具，继续对制造业、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潘功胜 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穿透式监管

在重点领域开展宏观审慎管理方面，10月21日，潘功胜在金融街论坛上指出，将推动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同时，潘功胜也明确非金融企业控股或实际控制两类或者两类以上金融机构，具有规定情形的，应当向央行提出申请，经批准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并接受监管。

据悉，央行发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遵循宏观审慎管理理念，坚持总体分业经营为主的原则，以并表为基础，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行为及风险进行全面、持续、穿透式监管。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此次的宏观审慎监管其实是延续2016年以来的金融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的思路。既兼顾了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需要金融方面的支持，同时也继续强调了防范金融风险、防范资产泡沫以及商业银行坏账的内容。如今金融创新的各种业务更加复杂，传统监管已不再适合当前的发展需要，所以通过更全面的监管，有助于促进市场较好的发展。

“宏观审慎监管核心是构建全方位的监管体系与框架，注重从整体层面来进行风险的审视，防止风险的交叉传递，以此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在金融科技大发展、混业经营趋势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就显得更为重要”，券商投行人士何南野如是说。

谈到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所发挥的作用，券商业资深人士王剑辉认为，在金融控股公司方面，前期处理风险的代价较高，通过新的框架进行，则能够提升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将风险提前化解。值得一提的是，国有控股金融集团管控相对严格，所以风险相对较小且风险传播速度有限。所以，在监管方面，现在更着重针对民营背景的金融控股集团来进行。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还谈到，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银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全球整体经济形势不理想，导致一些企业出现风险溢价的问题，对于银行业而言，也会给经营质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强调宏观审慎的管理原则，主要是为了防范银行出现一些负面经营的坏账，从而防止银行系统出现风险，保证银行持续稳定地经营。

此外，严跃进表示，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宏观审慎政策也会促使其更好地发展。而当前建立这样的制度也是对市场的一些新的特征作出的回应。

郭树清 所有金融机构都要抓紧数字化转型

10月21日，郭树清在参加金融街论坛时强调，全面增强金融普惠性，既要发展大型、超大型金融企业，也要培养中小型金融机构，要取长补短，所有金融机构都要抓紧数字化转型，“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提高服务大众的能力”。

对此，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普惠金融重点服务的对象决定了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面临“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问题，通过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较有针对性地解决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问题，从而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成效。

“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要提升金融可得性、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尤其是金融资源要惠及小微民营企业、三农、低收入及弱势群体，但由于我国目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尚不够成熟，国内金融服务供需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广大小微民营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自身存在短板及缺乏必要市场约束等，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周茂华指出，“通过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将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金融机构风控能力与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等，切实提升金融普惠性。”

事实上，中国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此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2019年，银行业离柜率为89.77%，较2018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近几年来，小微企业贷款审批周期也实现大幅缩减。郭树清表示，过去是20-30天的审批周期，现在通过科技平台实现了“秒申秒贷”“立等可到”。

“但在金融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郭树清表示，“必须高度重视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寡头垄断等风险挑战，确保市场公平和金融稳定。”

近年关于网络安全、个人金融数据保护等方面的监管工作正在提速。例如今年以来，网信办、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的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行动持续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在3月进入立法议程，首部金融数据安全标准《金融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分级指南》也已于9月23日发布。

周茂华表示，要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就需要前瞻性加快完善监管制度，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监管效率，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同时，也要引导企业充分履行社会责任，保护消费者隐私与合法权益。

娄飞鹏也表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依托金融科技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大趋势，此时一方面要结合金融科技发展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法律等规范金融服务行为。

易会满 按三个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

10月21日，在金融街论坛上，易会满发表重要讲话，对于下一阶段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有关考虑，易会满主要提及了六点内容，其中包括证监会将在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按照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

易会满主要提及的六点内容分别是以注册制改革为龙头，带动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完善更具包容性、适应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强化直接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优化推动各类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机制;加强投资端制度建设;健全资本市场法治保障和配套支持机制;稳步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

此外，围绕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易会满谈及了三方面认识。其中，易会满表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是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必然要求，把“不该管的”坚决放权于市场，把“该管的”管住管好。

易会满指出，证监会始终坚持依法治市、依法监管，严格按制度规则办事，这与践行“不干预”的理念、进一步减少管制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制度规则体系，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预期,既有利于把“不该管的”坚决放权于市场，也有利于把“该管的”管住管好。

牛牛金融研究总监刘迪寰表示，注册制下，监管层已逐步开始放权市场，其中从IPO来看，审核注册也分为了交易所审核和证监会注册两个环节，各有侧重，相互衔接。“这有利于实现市场生态的良性循环”，刘迪寰如是说。

此外，易会满在会上表示，证监会将协同推进投资端改革，壮大公募基金管理人队伍，完善投资顾问业务规则，着力提升各类资管机构的专业能力，推动优化第三支柱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培育和壮大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同时，将加快推动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完善投资者权益行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机制，积极倡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倡导理性的投资文化。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指出，证券类诉讼存在人数多、诉讼周期长、证据形式不统一等多种问题，代表人诉讼制度是一个解决上述诸多问题的可行方案。“诉讼代表人制度是全新的诉讼制度，诸多问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摸索前进。总体而言，诉讼代表人制度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王智斌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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