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87岁的著名作曲家羊鸣哼唱着家喻户晓的《红梅赞》时，数枝梅花在客厅的一角不知疲倦地盛放。羊鸣的客厅里，人造的装饰品很少，仿真梅花就是其中之一，羊鸣的愿望很朴素、很简单，他希望这些梅花能常开不败。

半个多世纪来，作为民族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代代传唱，影响深远。而除了《江姐》，羊鸣还写下过《我爱祖国的蓝天》等家喻户晓的作品。对党与国家的热爱，始终赤诚地流淌在他的音乐中。

13岁虚报年龄只为参加解放军

初次看到作曲家羊鸣的名字，很多人都不免好奇。这个更像是笔名的名字，有一段可以追溯至几十年前的来历。

1943年，9岁的杨培兰收拾行囊，离开家乡山东省长山岛，跟着在外闯荡的父亲来到东北边城安东宽甸县。那时，宽甸处于伪满洲国的辖域内。杨培兰正是读小学的年纪，本该无忧无虑的年岁，却被日寇铁蹄践踏得提心吊胆。

“每天上学，走到十字路口，必须要向北方敬礼，因为那里有个神社。”但究竟是什么神、什么社，杨培兰不得而知。他和同学们最怕上体育课。日本教官下令齐步走，而前方就是一个大泥沟，哪怕趟过了泥巴，教官也会对着学生头上猛地打过去，直接打倒在地。头破血流的孩子们必须咬牙爬起来，否则又会被教官用脚狠踹。教室也不是避风港，犯了错的学生要互抽耳光，没人动手，教官就亲自“示范”，一巴掌下来，打得“脑袋都大了”。学校的门洞里还常有人罚跪，“尊严、体力完全是崩溃的。”

1947年，解放军进入宽甸，建起工会、农会，“没当过人”的日子终于告一段落。对于解放军，杨培兰充满了单纯炽热的向往。日军投降后，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都曾到过宽甸。借住在老乡家时，解放军总是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军队却把人家养的鸡宰了吃，还有人支起桌子在门口打麻将，鲜明的反差在孩子们白纸一样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解放战争打响前后，青年们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杨培兰瞒着父亲，偷偷来到了参军报名处。询问年龄时，杨培兰发现，15岁以上的站在一边，15岁以下的站在另一边，他很快明白，年满15岁是参军的硬性条件。13岁的杨培兰虚报了2岁，再加上个子长得高，如愿“混”进了部队。行军路上，杨培兰觉得自己的名字像女孩，不够有军人气概，于是改名为“杨明”，“明”正是“光明”的寓意。

向位于通化的军医大学出发时，虚报年龄的“谎言”才由杨明自己坦白。首长着急了，可几百公里的路走过来，此时把杨明退回，这么小的孩子又能到哪儿去呢?“只要让我参军，干什么都行。”杨明的决心异常坚定。首长看他机灵，最终把他派到当时的安东军区文工团。

在热闹的文工团里，杨明如鱼得水。拉下弦乐，嘚儿响了，吹吹笛子，滴滴答答，各种奇妙的声音听得他高兴极了。乐队队长是杨明最佩服的人，他不仅小提琴拉得好，写出的曲子也特别动听。出于好奇和敬佩，杨明开始跟随队长学习作曲，到解放区去收集鲜活的民间音乐素材。对劳苦大众，队长满怀敬意。“小杨明，音乐在哪儿?音乐就在人民当中。”队长的话，在杨明心中扎了根。1949年，15岁的杨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庆新年》，就脱胎自民间唢呐曲。《庆新年》发表在东北军区的《部队文艺》上时，杨明第一次使用了笔名“羊鸣”，因为曾有人打趣，说他写的曲子像小羊叫。这个在杨明看来很有诗意的名字，至今已伴他走过大半人生。

《我爱祖国的蓝天》唱出飞行员的情怀

1958年，羊鸣从沈阳调至北京，来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不要急于写作，先好好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带着首长的嘱托，1961年，羊鸣和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到广东空军的一支战斗部队“当兵”，积累素材。他们从种菜做起，每天挑水施肥，晚上和战士们一起睡大炕。连着种了几个月的菜，羊鸣和阎肃终于能去机场当基础的机械兵，每天天光未亮，他们顶着天际线的鱼肚白，给做保养的机械师递工具、打下手，晚霞辉映时，再把飞机送回“机窝”。

飞机开拉到停机线，电瓶车驶来，点火的瞬间，巨大灼热的气流喷薄而出，像要把人的头发都烧着，紧接着飞机“唰”地起飞，直上云霄——几十年过去，羊鸣依然能用各种拟声词活灵活现地描绘这个令人血脉倴张的过程，那是他第一次走上机场，震撼得起了满身鸡皮疙瘩。慢慢地，羊鸣、阎肃和飞行员们熟络起来，打成一片，大家还相约去树林里野餐。“飞行员潇洒，帅气，智慧。”从彼此倾诉的知心话里，羊鸣体会着他们潜藏的细腻柔情的一面。那时，羊鸣的孩子还很小，他托人从北京捎来照片，随身带着，时常拿出来看上几眼。设身处地地思念，让他更加理解长期坚守在基地的飞行员和地勤战士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可以坚强如钢铁，更是有血有肉的人。

一年左右的时间很快过去，告别前，羊鸣和阎肃彻夜未眠。回到北京后不久，阎肃把《我爱祖国的蓝天》歌词交给羊鸣，蓝天、晴空、白云、东风、朝霞……回忆翻涌，澎湃的激情从羊鸣胸中倾流到笔下，不到两小时，曲谱完成，他把飞机点火起飞的轰鸣化作歌曲的前奏，把飞机像风筝般忽远忽近的翱翔轨迹融进错落有致的“一句大调一句小调”，“总的形象，是要写飞行员的情怀。”羊鸣还运用了军歌中不常见的三拍子，圆舞曲的味道一如飞行员骨子里的浪漫情调，但更有英武、豪迈、坚强的气概在其中。

后来，空政歌舞团手风琴演奏员任世荣偶然发现了这首歌。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时，经由男高音秦万檀首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回应，并很快唱响大江南北。自1962年创作至今，《我爱祖国的蓝天》经过时间长河的大浪淘沙，已经成为空军的代表性曲目。

一曲《红梅赞》“把心交出来”

同样是在1962年，羊鸣遇到了另一部极为重要的作品。重要到什么程度?羊鸣曾说，60年创作生涯中，唯有它最难忘、最动情。

1962年夏天，在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的基础上，阎肃只用了18天便完成了歌剧《江姐》的剧本初稿，作曲任务则交给了羊鸣、姜春阳、金砂，羊鸣负责统管音乐总体设计，主写核心人物江姐的唱腔。顶着巨大的压力，三位作曲家先赴四川采风，走访江姐生前的战友，并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蓥山等旧址。在关押过先烈的牢房里，羊鸣见到了老虎凳、竹签等刑具，“一想就掉眼泪。”一位柔弱女子的躯体中，怎么能包裹着如此坚强的意志?作曲家们下定决心，“我们写不好这部作品，对不起江姐。”

在音乐创作上，羊鸣决定从江姐故乡的川剧中寻找灵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然而，因为“靠”得太过，第一版“筋骨有余，柔情不足”的音乐被领导们完全否定了，“一个音符也不要留。”不留情面的批评当头砸来，羊鸣和姜春阳都流泪了，这意味着，他们前后历时一年的创作要彻底推倒重来。痛定思痛，再度启程去采风时，除了四川，作曲家们还去了江南一带，吸收越剧、杭剧等当地音乐的元素。民间戏曲的表现手法、板腔、民族音乐的“软硬”，融汇成了《江姐》的音乐基调。

一般来说，歌剧创作要先有主题，后有咏叹调，但《江姐》的主题迟迟定不下来。“没有主题歌，就提不起神。”始终关注《江姐》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希望，主题歌一定要成为《江姐》的点睛之笔。阎肃曾写过一段“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吹雨打也平常，心中自有红太阳”的歌词，大家看了，都不太满意，因为它“只有概念，没有形象和艺术语言”。此后，歌词又几易其稿。阎肃有时大半夜兴冲冲地拿着剧本来找羊鸣，又被挑了毛病后，气得他“咣”地关上门，抱怨道：“真难伺候!”

数度反复后，“走投无路”的阎肃从兜里掏出两个月前写的一段关于梅花的歌词，傲雪凌霜的红梅意象，一下子抓住了羊鸣，这不正是江姐的化身吗?羊鸣的兴致来了。在那些只睡两三个小时的深夜里，他先后写了8稿，修改过20余次。以“红岩上红梅开”一句为例，羊鸣觉得最初的旋律有些简单，于是把“红梅”提高小二度，又来回拓展，让音符如待放的花苞层层展开，直至凌寒盛放。《红梅赞》写完了，但它真的能传唱开来吗?羊鸣不敢保证。有一天，他无意间听到一位炊事员在切菜时哼唱《红梅赞》。原来，文工团每天排练，听过几次后，炊事员就学会了这首歌。对即将到来的公演，大家有了更多信心。

1964年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首演，轰动一时。当年10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江姐》。据悉，毛主席一生中只看过两部歌剧，一是在延安看过的《白毛女》，另一部就是《江姐》。后来，《江姐》南下，到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巡演，所到之处，场场爆满。仅在上海，从1964年11月至翌年初，《江姐》就演出了43场。电台循环播放《红梅赞》，小孩子们跳皮筋也唱着《红梅赞》，连商店里卖的暖壶都印着江姐的形象……

近60年过去，《红梅赞》仍然活跃在观众的耳边心上。在羊鸣看来，写一首好作品，窍门无他，“只把作品当作任务来完成，是行不通的。创作者要真正投入，要把心都交出来。”

(记者：高倩 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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