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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宫墙外的消夏狩猎:从金莲川到避暑山庄

国内 来源:北京晚报      时间:2021-07-28 10:34:40

清朝定鼎北京之后,受东北地区狩猎风俗的影响,上至君主,下至亲贵仍热衷行围射猎。以乾隆为代表的清代帝王,频频前往塞外的避暑行宫和木兰围场纳凉、狩猎,留下了《乾隆皇帝刺虎图》《乾隆皇帝射狼图》以及《弘历哨鹿图》等画作,而围猎骑射之习俗,也促使一系列独特器具与塞外行宫的诞生。其中久负盛名的一座,便是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

一 精致猎具:射虎箭和便携式猎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每到皇家围猎骑射之期,便有专人负责准备各类弓、弩、箭矢等狩猎器具,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射虎箭与猎桌。

射虎箭主要分为骲箭、鈚箭与弩箭,形制各异,功用亦不尽相同。第一种是射虎骲箭。箭杆长二尺九寸,以杨木制成。圆球状的箭头主要用于射击草丛中的伏虎。既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又不至于伤其皮毛。第二种则是射虎鈚箭。箭杆以杨木制成,亦长二尺九寸。五边形的扁宽箭镞能造成流血不止的大面积创口,便于“虎枪营”循着血迹追踪。与前两种箭矢不同,第三种射虎弩箭是由弩机发射。箭镞尖窄且有倒刺,配合长二尺九寸的杨木箭杆,穿透力极大,杀伤力强。当然,无论是射虎还是猎鹿,狩猎结束之后,自然少不了开怀畅饮、分而食之的盛大聚餐。皇帝端坐在明黄色宝帐之前,由侍从把所获猎物奉上。先请天子论功行赏,接下来便是扒皮、剔骨、烤肉、熬汤等一系列烹饪环节,最后将佳肴摆在“猎桌”之上。

通常行围所用的猎桌分为两种,即《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作活计清档》中记载的“折迭(叠)桌”和“活腿桌”。作为一种便携桌,猎桌设计得甚为轻巧,能有效抵御旅途颠簸,适应草原环境,颇受清代君主青睐。由于其主要用于狩猎,民间将折叠桌、活腿桌统称为“猎桌”。折叠桌最早出现于明代,据万历朝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桌)高一尺六寸,长三尺二寸,阔二尺四寸,作二面折脚活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以便携带,席地用此抬合,以供酬酢。”与两足为一组的折叠桌不同,活腿猎桌的结构为四足各自独立,由轴与桌体相连接。折叠时,四足可以分别向中心转动。桌子上通常覆黄绢挖单,四角有厚重的铁包皮、錾花鎏金作为装饰。如遇出行,可拆卸后放入箱子,方便随时使用。另有一种可拼接的活腿猎桌。此类猎桌除行围外,也适用于宫廷日常生活。在炕上使用时,取其短足。如需落地使用,则取长足接续,形成高桌。

随着历史的发展,猎桌的用途也不仅仅局限于塞外狩猎之用。譬如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从未前往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但查阅《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作活计清档》中雍正朝档案,仍可发现胤禛多次命造办处木作改造、修缮和制作猎桌,凡二十张。其中包括楠木折叠桌八张、花梨木折叠桌七张、黄榆木折叠桌一张、楠木活腿桌三张、洋松木活腿桌一张。由是可知,这批猎桌是在内苑活动时使用的,其使用范畴日渐扩大。

二 塞外行宫:从金莲川到避暑山庄

君主定期前往塞外骑射狩猎、建立行宫,并非清代独创。早在辽代,契丹君主便执行“四时捺钵”制度。“捺钵”系契丹语,译作汉语有“行帐”之意。天子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北宋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年),著名科学家、地理学家沈括奉旨出使北方,就是前往位于永安山的夏捺钵行宫(今内蒙古巴林右旗)拜见了辽道宗耶律洪基。

金代在沿袭“捺钵”制度的同时,又进行调整,把“四时捺钵”变为“春水”“秋山”。虽冠以“春”“秋”之名,但在具体执行时间上并无严格的季节限制。由于金代的统治中心在“中都大兴府”,也就是今天北京城西南部,故彼时的避暑别苑大多距离金中都不远,如宣德州的泰和宫(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金莲川的景明宫(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交界)。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地处滦河之源,水草丰美,泉流萦纡,乃是金代帝王的避暑胜地。大定年间,金世宗完颜雍在燕子城营建了规模宏大的景明宫、扬武殿。每值盛夏,草原上盛开着一望无际的金莲花,香气芬馥,色映金辉,被赐名“金莲川”。完颜雍在位二十九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此度过,放鹰逐犬,弯弓射雁,“长阳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

数十年后,忽必烈亦选择在金莲川驻帐开府,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还在刘秉忠的建议下筑城开平。一方面,征召博学鸿儒,汲取文化给养。另一方面,经略武备,训练骑射,建立了颇具盛名的“金莲川幕府”。中统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并在三年之后将开平府升格为“上都”。每岁四月至八月,他都携后妃、臣僚至此,避暑理政的同时,策马弯弓、飞苍走黄,以示不忘草原根本。

待到满族入主中原,将塞外避暑行宫的规模推向了顶峰。最初提议营造消夏行宫之人,正是率先领军入关的多尔衮。早在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他便指出应在塞外“拟建小城一座”,以为避暑处所。而多尔衮选定兴建行宫的地点,也是同属滦河流域的喀喇河屯(今河北省承德市滦河与伊逊河交汇处)。然而,就在当年十二月,多尔衮狩猎时意外薨逝。顺治帝亲政后,命群臣议定多尔衮之罪,并诏谕户部:兴建避暑城之事“着即停止”。这一停就拖到了康熙年间方才竣工,但其规模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要求。于是,一座规模空前的塞外消夏行宫——避暑山庄拔地而起。

三 避暑山庄:消夏狩猎 拱卫京师

起初,清代君主会在秋季前往塞外狩猎,谓之“秋狝”。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起,康熙帝每年都在皇子皇孙、满汉扈从大臣以及八旗劲旅的簇拥下出喜峰口,行围骑射,以表明“不忘武备,勤于训练”。其狩猎之地“周一千三百里,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名曰木兰围场(今河北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木兰”为满语“哨鹿”之意,即猎人以骨哨模拟呦呦鹿鸣,吸引鹿群以狩猎。由于围场狩猎的主要猎物是鹿,故将“木兰”用作其名,代指狩猎。

既然清代已有“木兰秋狝”,作为锻炼八旗将士“肄武习劳”的手段,那还有修建避暑山庄的必要么?答案是肯定的。首先,秋狝固然能起到行猎训武之目的,却没能解决皇帝的消夏需求,而草原的环境也不适合处理各类繁杂的政务。其次,随着秋狝规模日益扩大,扈从人数渐次增加,需要建立大型避暑建筑群作为京师与围场之间的中转站,用来妥善解决数万人员的饮食起居和物资储备。最后,重中之重在于应对漠西蒙古准格尔部的军事威胁。在避暑山庄兴建的十三年前,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准格尔首领噶尔丹亲率两万铁骑进抵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兵锋直指北京。京师军民大为震动,米价一日三涨。康熙帝急遣二哥裕亲王福全、五弟恭亲王常宁兵分两路北上御敌。双方激战竟日,枪炮互射,难分胜负。最终,准格尔部弹尽粮绝,在夜色的掩护下撤离战场。是役,清军损失惨重,尤其是康熙帝的“肺腑之亲”——安北将军佟国纲身中鸟枪,殁于阵中。为防止噶尔丹卷土重来,在塞外选择险要地势修建行宫,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山川形势之雄,甲于边塞”的避暑山庄成为清政府抵御准格尔部的桥头堡。以此为依托,清军不但可以迅速支援喀尔喀蒙古诸部,更能有效拱卫京师。

这座矗立塞外的消夏宫苑,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七月动工营建,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初具规模。在设计、选址以及施工的诸多环节中,康熙帝都倾注了心血,不但命工部和内务府“参酌南北名园供奉画稿,构设烫样,以呈御览”,还御题宸翰——“避暑山庄”四字。可康熙帝挥毫泼墨之际,却将“避”字右侧的“辛”字多写了一横,被坊间传为“天下第一错别字”。实际上,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康熙帝平素酷爱书学,师从松江“二沈”的后人沈荃;尽管政务繁忙,可一伺闲暇,便“游情翰墨”,拥有几十年临董(董其昌)功力,书法造诣甚高。避暑山庄作为京师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对于高悬其上的榜书匾额,康熙帝在书写之时势必慎之又慎,断然不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纵有笔误,也会另写一幅,绝不会将错就错。实际上,这种在“避”字之上多加一笔的写法,属于“异体字”。在唐代的书法作品中经常出现,比如“楷书四大家”中的欧阳询,其传世名作《九成宫醴泉铭》之中的“避”字,也采取了同样的写法;巧合之处在于:“九成宫”正是隋唐两代君主的避暑胜地。故笔者猜测:康熙帝在匾额上选择“避”的异体写法,或许是效仿《九成宫醴泉铭》,也未可知。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标题:宫墙外的夏天——清代猎具与塞外行宫)

(作者 林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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