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奥运会之前，中国政府接到驻华公使通牒，当时为李鸿章主阁政，因为此际中国朝野上下，尚不知田径为何物，所以对法使的通牒几乎没法答复。”这是1930年，阮蔚村先生在《中国田径赛小史》中写下的话。

阮蔚村是著名体育编辑、翻译家，这段话被反复引用，却无实证。

其中最大疑点是，当时中国尚未与希腊建交，何来“驻华公使”?如果说是当时的奥委会主席、法国人顾拜旦直接递“通牒”，也不合理。

奥委会初期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德国主张以德式体操、瑞典体操为主，英国主张户外运动为主，顾拜旦最终选择了英式，引起德、法不满，德国一度拒绝派队参赛，法国也对顾拜旦颇冷淡。几方夹攻下，顾拜旦又拒绝了希腊国王提出的主张——将奥运会永远放在雅典举办。首届奥运会闭幕后，在希腊主持的庆功宴上，顾拜旦的头衔竟写成“记者”。显然，清政府不可能接受一名“记者”的“通牒”。

此外，雅典奥运会正式邀请函由顾拜旦起草，由希腊王储康斯坦丁发出，不可能让第三方转交。

在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奥委会曾向清政府发出邀请是传说，然而，学者魏伟先生从《字林西报》中发现，奥委会可能两次发出邀请，清政府差点儿派队参赛。

“讲武之礼”像赛会

奥运会是古代西方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会，古代东方也有类似赛会，即西周时便已成形的“讲武之礼”。

出于狩猎、战争的需要，古人每年定期进行集体军事训练，即“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为不误农时，后改成“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基本在“仲冬”举办。孔子曾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当时贵族都需掌握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现代人不易理解“御”，当时“御”需驾马车绕旗门行进，既要快，还要姿态优美，难度极大。

西汉时，每年10月，各地将帅都要到京参加都试，主要内容是讲武习射。唐代时，《大唐开元礼》将西周“讲武之礼”规范化，后代多以其为规范。根据《大唐开元礼》，当时赛会也有“开幕式”，分“准备、祭祀、誓师、操练、赏赐”五大程序。

准备：分发兵器、旗帜等，平整场地，并立表作为进退的参照物。

祭祀：如出征，需祃(音如马)祭，即祭牙旗(主帅旗，或饰有象牙，表示尊贵);如只是训练，规格略低，但也需斩牲。

誓师：严明军纪，虽是演习，亦“不用命者斩”。

操练：战阵运作。

赏赐：奖励优胜队伍。

执行完这些程序后，西周人田猎，唐代起则演武，有射箭、马术、长跑、短跑、摔跤、器械对练等项目，比赛胜者有赏。

金朝后期，南宋使团年底必例行拜访，酒宴中，双方比射箭，南宋队经常大胜。可见金人此时已失尚武之风。

古代赛会渐趋表演化

宋代后，中国大型体育赛会逐渐衰落。

一方面，“讲武之礼”是为应对战争，承平日久，难免被忽视;另一方面，古代中国重人文精神，轻竞争，“讲武之礼”日趋表演化。

皇帝靠田猎、巡游等，与贵族联系，宋代“重文轻武”，士大夫把持朝政，皇帝想出宫，必遭群臣劝谏，故宋代皇帝甚至终生不出京。

唐代时，马球在中原一度影响巨大，民间涌现出不少“棚”，近似现代的“职业队”，以球星(即球头)为中心，著名诗人杜牧就是球头。因市场秩序欠规范，这种“棚”往往带有半黑社会性质，拉帮结派，互相拆台、斗殴等，有碍治安。

自唐代起，政府对民间体育便不太信任。传统庙会本有大型体育赛会的性质，到后来，均退化成半专业演员表演，已无竞技性质。

古代欧洲情况和中国差不多。

古希腊面积小，地形却破碎，被山河等分割成诸多地理单元，单独的地理单元难以支撑人口增长，全靠海洋贸易等，所以“希腊民族要想生存，就得与恶劣环境继续抗争下去”，因此古希腊人特别重视体育锻炼。中世纪时，欧洲也倾向于人文，不喜欢运动，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型体育赛会。

中世纪末期，欧洲战乱不已，城市平民不得不模仿骑士，经常进行军事训练，渐渐积累成体育传统，在市场化推动下，发展成现代奥运会。

《字林西报》报道首届奥运会

1840年后，清朝因屡战屡败，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重视西方体育。

学者孙越发现，1886年底，在李鸿章作序、赫德编辑、艾约瑟翻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丛书中，《希腊志略》已有“俄伦比亚会”一节，计507字，如“故俄伦比亚平原会期中，犹如屯扎巨营垒、凡属角而获胜者、希人推为福极鸿人也，胜而所获奖赏，仅有野橄榄制就之头箍，为希人所期得之绝大福矣”等记录，堪称详实。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向国人介绍奥运会的中文材料。

1881年，李鸿章建北洋水师学堂，设体操课(当时称体育为体操)。据学者李辉钩沉，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跨栏、跳高、跳远、游泳、滑冰、木马、单双杠等，还聘请了外籍教师。可见，李鸿章不可能“尚不知田径为何物”。

远在中国的媒体却关注了首届奥运会。

在魏伟先生的论文《〈字林西报〉奥运会报道始端及内容变化特征研究》中，发现在《字林西报》1896年5月14日第4版的电讯栏目中，有这样一条信息：

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年4月6日在雅典由希腊国王宣布正式开幕，昨日在一个伟大的观众的关注下继续进行。来自维多利亚省(澳大利亚)的运动员弗拉克(E.H.Flack)，以4分33秒的成绩夺得1500米金牌。

“让奥运传入中国”首文

魏伟先生的发现刷新了此前认知——1900年6月6日，《中西教会报》上发表《法国，观赛者众》，从时间推断，应是第2届巴黎奥运会，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是“让奥运传入中国”首文。

《字林西报》是英文报纸，是“为纯粹英国式之报纸，在上海为工部局之喉舌，故在社会上颇占势力。其立论常与华人意志相反，故注意外事之华人多阅之……英人在东方之唯一言论机关矣”，读者包括华人买办、文化人。

该报关注奥运会，因顾拜旦选择英式路线，是英国文化的一次胜利。

《字林西报》还报道了1904年举办的第3届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即亚力必嬉戏会)，它是圣路易斯博览会的附属项目，清政府派500人参加博览会。“中国皇家委员会”成员卡尔(似是溥伦贝子)接受采访时称：“我们本地的个别冠军在参加博览会的同时，也可以在赛场上一展身手。”

不过，没有参赛的文字记载。

1911年11月23日，《字林西报》刊载了英国奥委会秘书长发布的信息，称40个国家将参加第5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甚至中国、日本和埃及都希望派出选手参赛”。

果然，1912年日本首次参加奥运会，中国因辛亥革命爆发，未能参赛。

为什么清政府关注奥运会?因甲午败后，“亡国灭种”压力陡增，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要求各类学校务必开设“兵操课”。这是为了“以学治兵”“强兵强种”，正如1903年《大公报》社论中所说：“今之世，一战争最烈之世也，论国之盛衰者必比较其兵力之强弱。”重视奥运，有提升实力、凝聚社会的考量。

“兵操课”效果不佳

“军国民教育”风行十多年，效果尴尬。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文中写道：

在洋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拢来参观。……那时的立正不叫立正，而叫“齐奥次克”。向右转是“米拟母克米拟”，向左转是“西他里母克他里”，走起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西、呼、米”地叫着，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觉得有趣，又觉得好笑……这全是日本口令，所谓“西呼米、西呼米”不过是“一二三、一二三”而已。

清政府灭亡，北洋军阀依然重视“兵操课”，民国体育学者宋君复回忆：“同学们兴趣不大，操练时很不认真，走起步来有的同学你推我拉，秩序很乱。”

近代体育学者徐一冰在《二十年来体操谈》中写道：“以兵式为必要之教材，此风一开，弊窦丛生，一般无知识、无道德之营弁之兵士，竟一跃而为学校教师。品类不齐，非驴非马，既不知教授为何物，又不知学校为何地，酗酒狂赌，好勇斗狠，无所不为。不一年学校之名誉扫地，社会之信仰尽失，学生父兄，多仇视体操一科。”

“五四运动”前后，受杜威哲学影响，加上“一战”中，奉行军国民教育的德奥惨败，国人开始转向自然主义体育，奥运项目涌入校园。

中国奥运的先驱张伯苓便提出：“体育以灌输此种观念，以训练其团结互助，合作之精神……不懂体育，不能合作，乃可亡国。”

“奥运三问”终有答案

1913年，张伯苓、王正廷和菲律宾人布朗倡议举办“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即亚运会前身。1924年，第6届奥运会在巴黎举办，李石曾组织七八名在法留学生参加开幕式，据魏伟先生钩沉，当时在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赛的中国选手韦荣洛、吴仕光、徐恒(有记录称是韦荣洛、江道章、黄景康)在华侨资助下，赴法参加奥运会，此外，还有一郭姓留法女生报名，最终全部弃赛。所以直到1932年，刘长春才成为首位参加奥赛的中国人。

坊间一直有“奥运三问”传闻。称1908年(一说1907年)，天津第6届田径运动会闭幕式上，张伯苓先生在演讲中发问：什么时候中国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获得奥运会金牌?什么时候中国能举行奥运会?

然而，相关文字记录始终没找到。据现场目击者兰凤翱称，张伯苓当时在国外，演讲者是天津青年会代理总干事饶伯森。

传说该演讲在教会刊物《天津青年》上发表过，但一直没找到。原来，它的英文名是《天津青年》，中文名是《星期报》。原文为：“中国到底要等多久才能产生一位真正有技术水准的选手在国际奥运会上得到奖牌呢?那可能是难以评价的问题……国家有责任发展体育，不只是派选手到雅典参加奥运，而且要积极争取二年一度(算上冬奥会)的奥运会在中国举行。”

从文本看，与“奥运三问”相差较多，可见“三问”是时代情绪的聚合品。值得欣慰的是，拿奥运金牌，办奥运会，前辈的这些梦想已经实现。

(原标题：参加奥运会 清政府曾经受邀?)

（ 作者 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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