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江浙等多地因遭遇极端强降雨，出现严重灾情，受到广泛关注。其实，历史上北京地区也出现过局地强降雨导致的水灾。那么，古代城市如何防止“雨涝积潦”?以北京为例，历代朝廷均重视京城排水设施建设，并有衙署负责相关事务，以此防范水患。

辽代北京成为陪都，金、元、明、清为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为此，历代政府极为重视北京的城市建设，其中包括城市排水系统及设施的构建，以确保京城汛期的安全。

因北京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自辽代开始便呈现出向东南方向排水的总趋势，通过挖掘人工排洪沟渠、修建水关涵洞、疏浚河湖水道，因势利导地将城内雨水、污水排入城外的大河大渠，由此消除水患。

据《北京水利史话》载：金海陵王完颜亮夺取皇位后，于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颁布诏书，决定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白城子)迁都燕京，遂任命重臣张浩、苏保衡等营建都城。他们参照北宋都城汴京的规划和建筑式样，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往外扩展，且规划有度：“驰道甚阔，两旁有沟，沟上植柳”“汛时水畅，无以积堵”，道路两旁的沟渠起着收集、排泄雨水的作用。

为了疏浚城中之水，修建新的城垣时，在城墙下预留多处水关涵洞。进水的水关预留在北城墙和西城墙之下，排水的水关预留在南城墙和东城墙之下。为防止汛期城内出现大面积积水，及时排出水患，故城墙下所设水关数量东南城垣多于西北城垣。同时在城内62个坊开挖排水沟渠，沟渠之水通过城墙下的水关涵洞排至东南城墙外的护城河，即今凉水河西段。

元代忽必烈迁都燕京后，初居金代离宫。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在金中都旧城东北部兴建新的宫殿和都城，并任命中书省官员刘秉忠为营建都城的总负责人，阿拉伯人也黑迭儿负责设计新宫殿，郭守敬为都水监，修治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及大都城内的水系。据传刘秉忠领旨后并没有急于开工兴建都城，而是利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对北京的地势进行仔细勘察，并将城市的排水防灾问题考虑得更为周全。他几次与郭守敬就大都水系布局及排水设施的构筑，进行商议。刘秉忠虽然比郭守敬大15岁，又身为都城建设总负责人，但完全采纳了郭守敬提出的大都排水系统构建的建议。

修建元大都时，刘秉忠按照宋代建筑营造典籍《营造法式》设计施工，依据北京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向南、东、北三个方向布局。据《析津志》记载：大都初建时，“先凿泄水渠七所”，作为排水主干渠。此后又陆续修建了多条规模较大的沟渠，逐步构筑了大都城的排水系统。大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在大都城内设置排水体系。在南北主干大街两旁辟有石砌的排水明渠，宽约1米，深1.65米，有的部分还盖上石板，成为暗渠，以便人们出行。二是预先在城墙下修建水关涵洞。水关由基础、顶部拱券、券洞砖基及城外侧洞口砖墩等组成，中部装置着一排铁栅栏，谓之“卷辇水窗”。三是为防止护城河水量过多排泄不及，在南城墙外修挖文明河(今前门外三里河)泄洪排水。由于大都城排水系统布局合理，元朝统治的近百年间，京城没有出现严重的水患。

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时，对京城的排水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在沿用部分元大都排水设施的同时，对街巷中的排水网络进行改进和完善。“各街俱有长沟”即每条胡同口都有排水的沟渠，既有明渠，也有暗渠。还修建了大明壕，又称河漕，俗称“大明沟”，即在北京城西半部开挖两条泄洪河。一条大致走向是北起今天的西直门内大街，南至佟麟阁路的西沟，沟水从南城根迤西下水关，汇入宣武门外护城河。另一条是今新华街至和平门内的东沟，沟水由宣武门迤东的白石桥下水关进入护城河。通过这两道南北走向的河道，把大量的城市雨水往南排入护城河，再通过三里河和南沟排到外城南护城河。

到了清代，京城的排水系统总体上沿用了明代之制，从康熙初年到乾隆年间，又对京城的排水沟渠、水关时有修葺，增设了一些新的排水渠道，最主要是内城沿东西城墙内侧各开明沟一条，外城三里河以东从大石桥至广渠门内的明沟，以及崇文门东南横贯东西的花市街明沟，由此加大了京城的排水力度。

清末及民初，因失于疏浚与修葺，京城的排水沟渠、水关多有毁坏或堵塞，有的被填平，修成街道。如今京城街巷中称“桥”“沟”“岔”“沿”“湾”“斜街”的地名，多与明清时期的排水沟渠有关。

设置河湖、沟渠专职管理机构

据《北京水利志》记载：对北京城区河道沟渠的疏通整治，金代由都水监负责，并仿照宋代的《河防通议》，明确了河道沟渠的管理职责，且刊印颁发至地方。元代仍设都水监，负责兴修水利，而对河道的日常管理主要由大都河道提举司负责。明代由五城兵马司负责每年疏通整理街道沟渠。成化十年(1474年)令五城兵马司在各城墙排水渠水关旁盖一火铺(值班室)，派两名军夫看守，每遇连阴暴雨负责打捞河道中杂物，疏通水关及附近渠道，以免城内积水。从这一年开始，每年二月疏浚全城排水沟渠，遂成为定制。

据《古代北京城市管理》载：清廷入主北京后，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管护十分重视，工部都水清吏司负责疏浚河道，分一年一次的“岁浚”与六年一次的“大浚”。工部另设值年河道沟渠处和督理街道厅，这两个衙门均有管理城区排水的职责。值年河道沟渠处设管理大臣四人，由工部、奉宸苑、步军统领等衙门各选派一名堂官(即正副职首长)，经皇帝钦命后出任。其职守系“掌五城(外城)河道沟渠之事”，任期一年，年终奏请更代。督理街道厅初由工部派满汉司官二员管理，后改由“都察院抡选满汉御史二员，工部、步军统领衙门各抡选司官一员”，由皇帝指派，管理京师外城街道之事(内城由步军统领衙门独家管理)。其涉及排水的职责为“禁骑奇沟”和每年二月开冻后掏空官沟，以便雨季流水畅通，完工后要呈报河道沟渠大臣派员“会同查掩”，以确保工程质量。

在设置“掌五城河道沟渠之事”官职的同时，对京城内外排水沟渠的管理还“责任到人”，主要由五城兵马司负责，即按坊巷派专人分段进行巡查、管理，遇有沟渠堵塞、被毁，要及时上报，并组织人员疏通、修葺。顺治元年(1644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康熙五年(1666年)，定修筑城壕例：“护城河遇水冲坏处，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

由于北京的主汛期为每年的七八月份，所以明清时期的顺天府及工部，均将这一时段视为重点防范期，令宛平、大兴二县大小官员重点巡查雨势水情，及时上报。清廷还在宣武门内设立“积水标识”。只要积水达标，城守尉(门官)即可开城门向外城“泄洪”。

除了官方重视城市排水减灾外，民间也参与城中河道的日常疏通和维护。一是京城的寺院以“奉纳香火钱”之名，雇人修葺、疏浚临近街巷的沟渠、水道。如护国寺、天宁寺、妙应寺(俗称“白塔寺”)、法源寺、柏林寺、隆福寺等在清代都曾参与临近街巷沟渠的疏浚、修葺。二是京城各善局(清末由开明士绅、退职官员等捐资组建的民间慈善机构)、水会(民间消防、救济组织)参与街巷沟渠的疏浚。三是京城一些大的商号、巨贾，也以“善资”的方式对临近街巷的沟渠进行修葺。据传，乾隆年间顺天府曾在宛平县和大兴县开展过“募集善资，修桥浚渠”“善助春掏，沟浚水畅”(即初春之时，把井盖打开，将里面淤积的烂泥挖出来，以备汛期来临，水流畅通)活动，京城有上百家商号、店铺纷纷捐钱、捐物，修建桥梁、疏浚沟渠，一时传为佳话。

然而，清末实行“新政”，裁撤了值年河道沟渠处和督理街道衙门。加之清廷财力不足，投入京城沟渠、河道、水关管护、修葺的费用越来越少，最后排水问题变成了“无衙分司，无官主管”的地步，因此清末每遇大雨，京城水患频发，有“积水不知深，市井可网鱼”之叹。

(原标题：古代城市如何排水减灾?)

(作者：户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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