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从来都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古今皆然。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粮食问题尤其重要，在北京地区考古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人类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做出的积极努力。

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

距今50万年以前的周口店，发现了很多朴树果核标本。有研究者认为，可以排除自然力和动物因素，它们是由北京猿人取食形成的。民族学记录中有类似的记载：北美印第安人既生食朴树浆果果肉，又将果核碾成粉末制成调料供食用肉类或玉米时用。

打猎也是人们获取食物的重要方式，北京地区出土的鹿类化石最多，似乎人们对鹿肉情有独钟。被捕获的肿骨大角鹿至少有2000头，葛氏斑鹿至少有1000头，前者可能是初冬猎取，后者可能是夏秋之交狩猎所得。大量鸟类化石被火烧过，表明它们也被列入了北京猿人的食谱。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

总靠天吃饭不是长远之计。在人类采集狩猎阶段晚期，栽培作物的驯化过程逐渐产生。距今约1万年前的门头沟东胡林遗址，浮选出了肉眼可辨识的完整的粟(小米)和黍(黄米)的颗粒。这是目前北京年代最早的两种人工栽培植物实物。

平谷的上宅新石器遗址，第二期遗存距今约6000年至7000年前，被多数研究者视为农业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原始文化。理由之一是遗址中有相当数量的石磨盘、石磨棒，配套有序;而兽骨的数量明显较少，说明狩猎活动大为减少，推断这时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理由之二是通过孢粉分析，加上其它炭化果核以及出土的陶猪头、陶羊头等推断，上宅文化的原始农业已得到了初步发展。

农业生产的粮食便于贮存，能帮助人们度过艰难环境和漫长的食物缺乏季节，因而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同时，农业意味着把人和土地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同于采集狩猎的全新生活方式。

不仅仅是生产粮食，农业的产生还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连锁反应——如手工业产生了，聚落建立了，人类社会内部组织性和管理水平加强了。总之，农业的产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春秋两汉的农物种植

延庆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青铜罍中发现了炭化的粟块，这种粟与现在仍在张家口地区播种的谷子很接近。它们大部分是被人碾碎的，而不是自然状态下的降解，因此可以断定是酿酒的原料。罍中还有大量谷糠碎片，说明酿的是白酒。这是目前北京地区所见最早的酿酒原料。这表明，彼时粟的产量在满足食用外，是有积余的。

同样属于春秋时期的房山丁家洼遗址，出土农作物包括了三种谷类作物(粟、黍、荞麦)，一种豆类作物(大豆)，一种经济类作物(麻)。这在整体上属于北方旱作农业传统。说明当时的农业实施以种植粟为主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这种种植制度提高了农业的总体产量，而且能够减少单一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是农业发展水平先进性的标志。

出土的粟粒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占出土农作物籽粒总数的86%以上。它们均呈圆球状，直径多在1.2毫米以上，表面较光滑，胚部较长，因烧烤而爆裂呈沟状。作为农产品，毫无疑问，粟与丁家洼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是最为密切的。

大豆是丁家洼人获取植物蛋白质的重要途径。出土的大豆大多已残破，呈椭圆形，背部圆鼓，腹部微凹。豆脐呈窄长条形，位于腹部偏上部。有粒完整的大豆长6.24毫米、宽5.08毫米、厚4.24毫米。豆类作物的种子在炭化后形态上会发生一定的缩变，丁家洼大豆的原本尺寸应该更大。通过对比现代样品的测量数据，现在野生大豆长度的平均值一般在4毫米以下，栽培大豆尺寸一般在7毫米以上。据此可以确定，丁家洼遗址出土的大豆属于栽培大豆。

中国古代文献中常见所谓的“五谷”。“五谷”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五谷”具体指哪些粮食作物，后世的解释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观点。东汉经学家赵岐在《孟子·滕文公上》“树蓺五谷”的注中提出：“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而同时期另一位经学家郑玄在《周礼·天官》“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注中认为，“五谷，麻、黍、稷、麦、豆也。”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水稻与麻的有无。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应与当时不同地域人群种植、食用的农作物品种各有偏重有关。若依郑玄说，丁家洼遗址已经五谷俱全了。

到了西汉，通州路城遗址除了出土郑氏五谷，还多了稻米、红豆。这么多种粮食在同一遗址中出现的现象十分罕见，对研究北京地区两汉时期居民的饮食结构至关重要。

至于水稻，《后汉书·张堪传》中记载，东汉时的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顺义一带)开稻田八千余顷，把蜀郡(四川)的水稻种植技术引入北京地区。水稻产量比旱作物高得多，由此人们收成大大增加，

得以富裕，这一措施被历史学家称为“渔阳惠政”。当时渔阳郡的老百姓有歌谣：“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收获后的粮食还要进行去秕、脱壳等加工。东汉桓谭《新论·离事篇》：“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用足踏杠杆以举碓，这种碓称为“踏碓”，从出土的东汉大量踏碓俑上也可见一斑。两人协同工作，前面一人踏碓，杠杆一端装置杵头，另一端踩于脚下，另一人协作，两人双手紧握左右扶栏。陶磨的出土表明当时用石磨对小麦磨粉，粮食的精细化程度已大有提高。

丰台大葆台的西汉墓葬中，发现了枣、栗等果类。栗是山毛榉科板栗属的板栗，枣是鼠李科普通枣，不知和现在咱北京有名的怀柔板栗和郎家园枣相比口味怎么样?

辽金时期的“杂粮”

大兴的辽金遗址中，除了发现了稻、黍、稷、麦、菽这些“五谷”，还有绿豆、芝麻等“杂粮”，特别是高粱、稗子都是国内首次大规模出土。这一现象说明北京地区可能是辽金时期高粱由北方向中原传播的关键节点。大兴的辽代陶仓内盛满芝麻。不知古人用它是做芝麻酱、芝麻糊，还是榨芝麻油?

有趣的是，辽代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墓的壁画告诉了我们当时是怎样制作面食的。厨作图中，一名女子在案前用力揉面，其揉面方式与我们今天几无二致;另一幅托盘图中，一名女子手托一圆盘，盘上面食有褶，应是两枚包子。

清代古莲绽放

“这是什么?!”2017年，圆明园如园遗址镜香池内，考古人员发出了这样的惊呼。这里竟然发现了11颗古种子，带到专业机构鉴定，这些种子原来是清代的古莲子。

人们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能否让古莲子发芽、开花?古莲子比普通莲子发芽时间更长、培育难度更大，因其埋藏时间久远，加上种子本身的质量因素等问题，降低了成活率。经过专家的监测研究和精心培育，6颗古莲子成功发芽，并长叶结藕。在温室中越冬后，第二年移出温室种植。

古莲子之所以能存活很久，是因为它一直被埋在温度低、湿度小、少微生物干扰的泥炭土中，过着长期的休眠生活，新陈代谢几乎停止，不具有生根发芽的条件。古莲子含的水分也极少，只有12%，并且它的外面有一层硬壳，可以防止水分外泄。古莲子里还有一个小气室，里面大约存贮着0.2立方毫米的空气，以维持它的生命。正是有这么多巧合，古莲子才能历经百年仍奇迹般地萌芽、生根、开花。

沉睡百年，古莲盛放。蜀黍有证，万年相逢。

作者：郭京宁 (作者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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